美国在亚洲鲜有纯粹的“胜利”;美国的大战略在亚洲屡遭失败;美国在亚洲发动的多次局部战争都以“错误的战争”而告终;美国的盟友战略总是制造先伤人、后伤己的“飞去来器”;美国的“假想敌”战略在亚洲屡遭失败.

 

 

美国在亚洲为什么总是收获失败？

刘中民

近来乔治敦大学外交研究所发布的长篇报告，在题为《美国在全世界的角色——下一任总统的对外政策选择》的报告中，其第四部分为“伊拉克的教训和遗产”，并指出：“美国人民从2003年以来美国在伊拉克的经历汲取的‘教训’将对美国政策未来的方向、能力和制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教训”一词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当代美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失败和教训，诸如“珍珠港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直至“伊拉克的教训和遗产”。美国的亚洲外交似乎是在“失败——总结教训——再失败——再总结……”的无休止轮回中，上演着一幕幕相同或相似的悲剧。美国在亚洲收获的为什么失败和教训？    1．美国在亚洲鲜有纯粹的“胜利”    欧亚大陆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经营的重点。不错，美国也确实通过扮演“离岸平衡手”（offshore-balancer）的角色，完成了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但是，比较美国的欧洲与亚洲战略，欧洲战略显然更为成功。诸如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坐收两次世界大战“渔翁之利”、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建立北约、成功改造德国、演变东欧苏联，直至取得冷战胜利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作为欧洲移民国家，美国欧洲战略之所以相对较为成功，在于美国对欧洲的认知和理解相对较为准确，文明与制度的相似使其战略获得欧洲认同的程度也较高。    美国在亚洲真正的胜利似乎只有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夺取菲律宾和夏威夷，进而取得对太平洋的支配权。1945年日本战败并被改造是“胜利”，但是在此过程中收获了“珍珠港事件”的沉痛教训；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胜利”，但是用拉登的逻辑，正是这场战争埋下9·11事件的种子；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是“胜利”，但是不仅拉登依旧逍遥法外，北约盟国因苦撑残局怨声载道，而且由于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败，愣是使巴基斯坦作为牺牲品而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新的“网络中心”。    教训之一：美国在亚洲的“胜利”之所以或者代价沉重，或者是“失败的胜利”，主要在于缺乏对亚洲的真正理解，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文明与族群的多样性，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的多元性，社会制度的差异性等缺乏正确的认知，以致不断制造“文明冲突”“自我实现的神话”。在欧洲屡试屡爽的均势战略、民主改造、和平演变等手段在亚洲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收效甚微。2．美国的大战略在亚洲屡遭失败例如，战后美国从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出发在中国错误选中蒋介石政府，结果蒋一路溃败以致留下台湾问题，似乎台湾确有牵制中国的战略价值，但是时至今日，“台独”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麻烦，同时也是美国的“麻烦”——李登辉和陈水扁均有“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之称；服从于冷战的对华遏制战略也收效甚微，以致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以抗衡苏联；和平演变战略也没有奏效，中国成功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美国不愿接受的方式，缔造了为世界瞩目的“北京共识”，成功走上了“和平崛起”的进程。再如，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行所谓的“大中东”战略，不应该是一种冲动所使，但是其战略效果却极差，不仅让自己和盟国深陷泥潭，代价惨重，而且替伊朗打掉了东西两翼的战略敌人——阿富汗和伊拉克，以致伊朗目前日益成为底气十足的美国敌手。教训之二：顽固的意识形态外交和试图使亚洲西方化的战略在充满复杂性的亚洲很难成功，美国应真正从自身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利益出发，重塑自己的亚洲战略；美国是当今世界战略边疆、安全边疆、利益边疆最为全球化的国家，掌控巨大而复杂的亚洲超出了美国的战略能力，美国或许可以成功地担当西方的领导角色，但却无力领导亚洲。3．美国在亚洲发动的多次局部战争都以“错误的战争”而告终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留下的只有“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这一历史名言。但是，不愿认输的美国人或许在这一表述中故意漏掉了主语，正确的表述应是：“错误的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时至今日，这一名言再度有了用来总结伊拉克战争失败的价值，失败和苦痛不仅蹂躏着多灾多难的伊拉克，同时也折磨着包括布什和赖斯们在内的美国人民。但愿这一名言将来不再有再次使用的机会，更不要成为用来总结美国在亚洲失败的简约模式。教训之三：过于迷信武力的作用，无论是肯尼迪的“特别战争”，还是布什的“先发制人”，均未取得成功；美国患有“失败健忘症”，总是在恢复元气或国力重振后，再次陷入“战争冲动”而重蹈覆辙；美国喜欢以“战争胜利”洗刷过去“战争失败”的耻辱，但收获的往往是更大的失败与更深刻的耻辱。4．美国的盟友战略总是制造先伤人、后伤己的“飞去来器”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战略似乎可圈可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沙特、以色列等盟友，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盟友战略同样写满了失败。仅以中东为例：在伊朗，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政变，推翻了推行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摩萨台政权，以便为控制中东石油扫清障碍，巴列维王朝被打造成在中东的铁杆盟友。但不得人心的巴列维王朝在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中寿终正寝，不仅使美国苦心经营的“中东柱石”坍塌，还发生了令美国人蒙羞的伊朗人质危机。伊朗战略的失败似乎打开了美国中东战略失败的“潘多拉之盒”，美国转而扶植萨达姆政权抵制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从而发酵了伊拉克地区霸权的野心，萨达姆却以发动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回报了美国，乃至有了后来让美国人欢喜的海湾战争，当然更有令美国人沮丧的伊拉克战争。为应对1979年同时发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利用沙特和巴基斯坦等盟国向阿富汗输送“圣战游击队”，拉登的基地组织就这样在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后，奔赴了阿富汗的反苏“圣战”战场。当然，美国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圣战”以9·11的方式回报了美国，也正是9·11，继续让美国在伊拉克犯下了天大的错误。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在功利主义支配下的美国盟友战略，总是制造出先打伤别人，然后更重地打伤自己的“飞去来器”。教训之四：亚洲是全球性、地区性矛盾汇集之地，地区冲突以及许多国家的内部冲突的经常性外逸，使得亚洲尤其是西亚、中亚、南亚的问题具有巨大的连锁反应效应。美国的亚洲战略经常顾此失彼，“按倒葫芦起了瓢”，或者“为他人做嫁衣”；美国一直追求“多米诺骨牌”效应（如越南战争），亚洲也确实多次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倒塌的方向总是与美国的期待背道而驰；美国的盟友战略时常急功近利，三教九流皆交，不仅给人以“双重标准”的口实，而且制造了不少重伤自己的“飞去来器”。5．美国的“假想敌”战略在亚洲屡遭失败美国是对“假想敌”战略最感兴趣的国家，其“假想敌”在亚洲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能够影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国，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及今天部分美国人（如米尔斯海默）等人念念不忘的“中国崛起”，并想方设法进行遏制围堵，或者是“两面下注”。对于中国、俄罗斯这类“假想敌”，由于这类大国的外交较为理性，导致的局面或许主要是大国战略竞争等可控态势。但是，约瑟夫·奈仍然警告美国：“如果你想中国成为美国的朋友，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如果你想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敌人”。第二种是威胁美国安全与利益的地区性国家，即所谓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和“失败国家”，并在战略上或者进行威逼利诱；或者在其内部培植“代理人”；或者实行“先发制人”和“政权改变”战略。美国的反恐战略失败就在于一味地将某些国家视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而诉诸武力威慑或战争，不仅使反恐战争的风向发生了错误性的转折，而且使以非国家行为体形式存在的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教训之五：把自己视为无所不能的美国人，不愿意享受没有敌人的生活，喜欢通过树立“假想敌”确立自己的战略方向，否则就会陷入战略迷失；美国往往把“假想敌”塑造成“真实的敌人”，当深感棘手和不愿面对时，却是为时已晚。 布什余下的任期似乎已经进入足球比赛的“垃圾时间”，他自己或许也想早点离开白宫；美国高官频繁造访中东，除做秀外已无实际意义。布什要回家了，下一任美国总统依然要面对伊拉克、阿富汗、伊朗、朝鲜……；美国和北约的官兵们还要继续坚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联想到当前的西藏问题，美国还是尽早在西藏收手吧，否则达赖喇嘛或许为美国再度制造出更先进的“飞去来器”。

说实话，真有这样一种感受，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实在写不完美国的失败教训，还是留给美国自己去总结与反思吧！